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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美娱乐官方网站-14岁“出柜” 26岁他为同性爱人走进法院

时间:2020-01-11 18:56:49   来源:衡水新闻网-衡水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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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美娱乐官方网站,原题为《以讼发声:同性恋反歧视新形式》

中国内地的首宗同性恋维权案件2016年4月13日在湖南长沙开庭,芙蓉区法院根据审理认为,根据婚姻法第二条第五条以及婚姻登记条例的规定,一夫一妻以及缔结婚姻关系的两个人必须是一男一女,现行法律没有为同性恋登记婚姻的规定,行政机关只能依据法律行政。经过长达3个小时庭审,法院最终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26岁长沙市居民孙文麟在2015年与同性男友胡明亮在长沙市芙蓉区民政局试图办理登记结婚,被当班工作人员拒绝。后孙文麟通过代理律师向芙蓉区法院提出起诉,要求判令民政局准予其结婚。2016年1月6日法院正式受理案件,此案因被视为中国“同性恋婚姻维权第一案”而受到关注。

为“同性恋婚姻维权第一案”的主角,孙文麟看到自己在新闻图片中被打上马赛克时感到很生气:“这让人觉得争取婚姻平等好像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情”。这名长沙籍“同志”在2015年12月16日向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提交起诉材料,请求判令芙蓉区民政局为其办理婚姻登记。

近两年,被冠以“首例”的同性恋诉讼频繁见诸媒体。最早的首例“同性恋扭转治疗案”,是同性恋者燕子起诉重庆心语飘香心理咨询中心对其进行“催眠电击的治疗行为”侵害健康权和一般人格权。2015年8月,女大学生秋白起诉教育部“行政不作为”,不回复其以教材中存在“污名”同性恋的大量错误为内容的举报信。同年9月,同志导演范坡坡就其同性恋题材纪录片《彩虹伴我心》被下架申请行政诉讼。

与以往通过宣传倡导、行为艺术的反歧视方式不同,内地越来越多的同性恋者开始拿起法律武器。秋白和范坡坡都承认,他们的行为受到了燕子的鼓舞,认为这是“同志发声的一种新形式”。

越来越多的原告

燕子本没有想到走到台前的会是自己。他承认起诉行为是几家同志机构联合研究的结果。2013年前后,燕子和其他民间同志组织发现越来越多的同志接受过“扭转治疗”,并且深受其害。“一定要有人站出来,”燕子说,“不然这样的事情只能不断重演。”然而等了一年半,接受过治疗的受害者中也没有人愿意成为原告:“大家不想受到太多关注,打扰自己的生活”。

最终,燕子决定自己去完成——他找到曾经被电视媒体曝光“对同志进行电击治疗”的重庆心语飘香心理咨询中心,进行了亲身体验,随后将这家持续对同性恋者进行电击式“扭转治疗”的民间心理诊所告上法庭。

“扭转治疗第一案”的结果超出预想——这场在参与者预计中“能立案就是胜利”的诉讼,不仅在立案后受到大量媒体的关注,最终还获得了法院判决书上的“官方认可”:“同性恋并非精神疾病,心语中心承诺可以进行治疗亦属虚假宣传。”广州同性恋亲友会的志愿者常常用燕子的判决案例与同志的父母沟通:“同性恋不是病,不需要治疗,请接纳孩子的性取向。”

“燕子案件的判决是非常重要的”,秋白、范坡坡案件共同的代理律师王振宇解释,尽管中国不是判例法国家,但对于同种类型的案件仍然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果输了,2015年的同志维权不会那么红火。”燕子说。

秋白是在见到燕子一个星期后决定面对公众的。在此之前,她同样寻找愿意站在公众面前的“代言者”将近半年的时间。2013年,作为大一学生的秋白开始寻求对自己性取向的认知,想找一些提及“性别”的教材来看。没想到国内多数教材中对“同性恋”的定义都是“病态”,让秋白“不敢再多想”。从2015年2月开始,秋白先后尝试给国家新闻出版总局、省教育厅递交举报信,且信访相关部门均未得到实际性答复。5月,她通过挂号信的方式向国家教育部递送《教育部对于高校使用教材的监管职能是什么》和《教育部对于高校使用错误/不符合最新国家科学标准的教材有什么监督措施》的信息公开申请信函。在未获回复的情况下,秋白于同年8月14日委托代理律师王振宇以教育部“行政不作为”为由,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并成功立案。

2015年12月19日,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判定,同性恋者燕子状告重庆“心语飘香心理咨询中心”用电击方式进行“同性恋矫正”案胜诉。图为燕子手举判决书和彩虹旗庆祝。

与燕子和秋白“不得已”走向前台相比,范坡坡与孙文麟则更为主动。

2014年底,范坡坡发现自己导演的《彩虹伴我心》在视频网站上被删除,他向网站问询,得到的回答是,接到有关部门的相关文件。就此,2015年2月,范坡坡向有关部门寄出信息公开申请信询问删除理由,并在3月得到答复称该情况“并不存在”。同年9月8日,范坡坡委托其代理律师王振宇向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诉讼材料,向法院提出四项请求:确认被诉答复违法;撤销被诉答复;限期被告重新做出答复,向原告公开相关政府信息;被告承担诉讼费。法院于2015年9月14日正式立案。

孙文麟在看到燕子和秋白起诉的新闻时有些欣喜。带着同性伴侣胡明亮在相恋纪念日去长沙芙蓉区民政局进行登记时,孙文麟做了“两手准备”,他带了两样东西:一样是他认为能够支持自己“同性结婚”的法律资料;另一样是一份以“长沙同性恋市民赠给长沙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为落款的锦旗。最终,以孙文麟试图强行送锦旗不成,争论一个多小时无果而告终。

被回避的“同性恋”

自认为并不严肃的范坡坡在案件的诉讼过程中渐渐“入戏”了。视频网站的客服给范坡坡的回复“像复读机一样重复”:“网络微电影应该宣传积极、健康、向上的价值观”。范坡坡想从客服的话中抓“小辫子”:“我的电影哪里不符合条件了?”他一遍又一遍地问,对方却始终不肯讲出“同性恋”这三个字。

“同性恋”三个字对于哪一方来说都还是敏感词。尽管“同性恋扭转治疗第一案”最终以“里程碑”式的结局胜诉,最初燕子却是主打“消费者”的概念,在2014年3月14日向法院提交立案申请,计划在“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向媒体展开宣传。

“当时在同性恋方面没有可以直接用的法律”,燕子说,“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以‘同性恋’为主题法院很难立案,在最初递交立案申请时我们甚至没有写案由。递交资料当天,法院的工作人员认为这个案子符合‘服务合同纠纷’,我们就是按这个写的。谁想到在开庭当天,法官认为这个案件应该属于侵害一般人格权,就当庭改了。实际上,这也是最符合案情的案由。”燕子觉得,这一案件的胜诉,实在是意外的幸运:递交立案申请之后,法院在之后的两个月不断要求燕子补交材料,让燕子“把去法院的路都走烂了”。

在此之前,长沙同志组织“同爱网络协作机制”的负责人向小寒,曾在2013年11月向湖南省民政厅申请信息公开,要求公布“同性恋组织不能注册的原因”。对此,湖南省民政厅以“《婚姻法》对同性婚恋关系不认可”、“同性恋与我国传统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有悖”为由,认为同性恋社会组织没有法律基础。随后,向小寒向长沙市民政局发起了行政诉讼。而历经三个月的诉讼过程,向小寒在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的裁定以及上诉至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结果,都是不予立案。在与民政厅交涉过程中,向小寒曾得到对方的一句话:“拿掉‘同性恋’就可以批”。

2015年5月1日,“立案登记制”在内地全面实行——当事人只要提供符合形式要件的诉状,法院应当一律接收,并在规定的期限内依法处理。在同志组织看来,这是能够顺利以法维权的先决条件。

如果不是“立案登记制”,孙文麟根本不会考虑依法维权的途径,他认为法院根本不会为自己立案,因此做好了“每一年相恋纪念日都去民政局登记”的打算。事实上,孙文麟的立案过程还是经历一些波折。在去法院递交申请资料时,立案登记部门的工作人员拒收孙文麟的材料,是孙的代理律师石伏龙以“立案登记制”据理力争才迫使法院接收了材料。而石伏龙律师也并不是孙文麟最初求助的律师。孙文麟最初的代理律师被所属律师事务所强制要求退出,理由是“太敏感”。

与其他人相比,秋白与范坡坡的代理律师王振宇认为“立案登记制”在自己代理的案件中根本就不是“要打的牌”。王振宇沿用的主要法律依据是“信息公开条例”:“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对信息公开申请有规定,这种案子法院一般不会拒绝”。在处理秋白和范坡坡的案件时,王振宇进行了“技术处理”:“我的诉状写得都非常简单,没有太多强调‘同性恋’。本来就是一个民事案件,你不要吓法院”。

2015年3月19日,秋白与十名中山大学学生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递交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科书对同性恋群体污名化的公开举报信。

的确有法院被“吓”到了。在状告教育部之前,秋白本来的起诉对象是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案由是该出版社出版的“恐同”教材损害其名誉权。2015年5月12日,带着对“立案登记制”的期待,秋白向天河区人民法院递交起诉状,递交材料当日秋白就感受到法院工作人员对“同性恋”三个字有所顾忌。7日后秋白得到法院回复称“不予受理”;秋白提出上诉,结果是维持原审。

“无论胜败都有意义”

立案之初,有媒体给范坡坡拍照。范坡坡习惯性地认为拍照需要“笑一个”,但被摄影师要求“这个主题要严肃一点”。当时的范坡坡心里还在想:“以后我要被塑造成为苦大仇深的形象了”。在范坡坡的定义里,这样的举动更像是“表演性”的。

不少同志维权案件的参与者并不否认这一点。纪安德中心媒介监测研究员李子舒认为,维权发声与行为艺术并不矛盾。只不过“以前的诉求都是大而泛的,只是不停地倡导‘反歧视’,不断表达同性恋与普通人一样。而现在的诉求却越来越具体,议题越来越聚焦。”

追溯同性恋群体运用行为艺术的方式维权,其实并不久远。2008年以前,同志组织多以“防控艾滋病”为主要议题才可以申请到相应的资金支持。此后,一些同志组织开始寻求改变,公开对外进行相应的宣传活动。2009年北京前门一对拉拉(女同性恋者)、一对同志 (男同性恋者)公开在街头拍摄婚纱摄影,是同志群体比较认同的“有影响力”的传播事件。“也许因为当时的自媒体还并不发达,所以感觉上传播力不如现在”,李子舒说。

以法律诉讼为发声渠道是一种被新开发的形式。燕子发现,走法律权益的路线,使得同性恋群体吸引了更多媒体的关注,这是以前没有想到过的。

王振宇将自己代理的同志维权案例定义为“倡导性诉讼”。通过一个案件把一个议题带入公众视野,然后去讨论现有的政策和现状,“并不是简单地求诸诉讼

结果”。

“无论胜败都有实质意义”,这是李子舒对近年来一系列同志维权案件的评价。“如果你仔细看范坡坡的诉讼案件,就会发现案子的胜诉与《彩虹伴我心》的内容没有相关性”,李子舒分析,“该案只是讨论了在法律程序上是否违法。然而司法层面的界定与公众宣传其实是‘两张皮’。媒体和公众关注的关键词就是‘同志纪录片导演胜诉了’,这就达到了宣传效果”。

事实上,诉讼除了带来公众的关注,产生的实质效果有限。燕子起诉的重庆心语飘香心理咨询中心没有停止营业,反而涨了价。秋白与教育部工作人员在开庭前进行了会谈,随后撤诉,然而秋白联合其他人向教育部递交了80多份举报教材的书信,至今没有收到回复。秋白自己的举报信甚至被以“查无此单位”为由退回。范坡坡“胜诉”后,《彩虹伴我心》在多家视频网站仍不能上传。2016年新出台的《电视剧内容制作通则》甚至明确规定同性恋、婚外恋、一夜情、早恋等内容也不得出现在电视剧中。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使用网名)

《凤凰周刊》记者/ 徐佳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6年第10期总第57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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